从《万历十五年》看史学的功能

我初读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所著的《万历十五年》，是八十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，后经历周折有幸收藏一本该书82年中华书局第一版，闲暇时曾多次翻阅，虽感慨颇多却未形成文字，今年春节期间再次翻阅，作此小记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英文本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，还有法、德等译本，可见影响之大。在国内也多次再版，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，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。请注意“非历史专业者”的界定，因为在历史学界，更多人不买他的账，甚至说黄仁宇“是历史学界的琼瑶””其作品“不伦不类”，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，学术著作不够严谨。

这种现象正是我感慨的地方。我大学就读历史专业，深知历史研究之艰辛，有时为了求证一个观点，连续数天翻阅史料而一无所得，有时甚至要要到异地查阅资料。一位专业历史学者，穷其一生能写出真正有分量的、能公开出版的专著也就一两本，甚至只有发表论文数篇，这不能不说是其心血之结晶。而国内历史学界传统的风格，无论是一部著作或一篇论文，作者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，往往长篇大论，引经据典，显示其有理有据，逻辑严谨，其引用的艰涩难懂的古汉语，特别是冗长的论证文风，使他们的心血只适合在一个很小的专业圈子内流通，把大量的非专业读者拒之门外。这就不得不使人思考，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？或者说史学的功能是什么？综合我所掌握的史学理论知识，我认为有以下几点。

其一，认知功能。是说通过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探究，获得处理人与人、人与社会关系的知识和经验，摒弃、警惕过时的，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观念。比如如何处理与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妻子儿女、同事、朋友、领导的关系，如何处理与社会、国家的关系。

其二，借鉴功能。通过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探究，总结前人治理国家、治理社会的经验教训，继承经验，汲取教训。比如我们今天提倡忠于国家、孝敬父母的观念就是对中国古代提倡的忠君孝亲观念的继承与发展。

其三，职业功能。也就是说，给一部分人提供了一个职业，以此为生。目前国内从专门研究机构到大中专院校，从中学到小学，从出版社到杂志社，有一个群体是以历史研究、教学、编辑、出版发行等为业的。

历史是人类已经逝去的过去，今天的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将其复原，也无法将其再现。今天人们之所以研究它，主要意义，在于其认知功能和借鉴功能，像《万历十五年》一样，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出现的易中天、于丹热，说明大众需要了解历史、了解历史文化。如何用最通俗易懂，又有知识性和思想性文字把自己的研究呈献给大众，应该是历史学家价值的体现，否则就成了为研究而研究。史学界对黄仁宇先生的态度，反映了我国当前历史研究的现状，制约了史学功能的发挥，这是令人遗憾的。正像刘志琴在《黄仁宇现象》中说的：“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，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，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，是作家。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学著作，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?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，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，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，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。”

《万历十五年》的问世，与黄仁宇先生“半路出家”的丰富经历以及他的“大历史观”紧密相关。他不仅研究中国古代史，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，不仅研究中国历史，也研究世界历史。而国内历史学家们大多是“专业”出身的学者，是断代史方面的专家，与黄仁宇相比，认识历史问题的视角差别较大，往往就事论事，缺乏对历史的通识，这也是令人遗憾的。

当然，黄仁宇先生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认识也许有待商榷，但他研究历史的态度与表达自己见解的方法，我认为却是历史研究的必由之路。